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和各项社会服务，降低民众在健康、就业、教育、住房、养老、育幼、助残等方面的家庭成本和家庭生活风险，从而促进居民家庭扩大消费，从需求侧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和地方的行为趋向理性化 正如之前我们指出的，关于四十年高增长所形成的信念，也滋生了企业和地方严重的非理性现象：由于宏观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和利润的增长是高度确定性和可预期的，因而企业为了更快地实现规模扩张和多元化扩张，往往依靠信贷和高债务杠杆进行疯狂的、非理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冲动及其风险的不断聚集，往往被经济繁荣甚至泡沫现象所掩盖。当然，情绪如同病毒一样会迅速传播，对全球经济持有寒冬式的悲观预期并收缩投资和业务以活下来的并非华为一家，而是在国内和国际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跨国公司。
其中，如何将不确定性激发的整个社会对确定性的期盼和激情，转变成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具体行动，是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一个被经常提到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个人的自私自利而不是利他行为却带来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参见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从长期来看，这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由于大型企业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困境和危机有巨大的、负向的外溢性影响，无论是政府出面救济还是陷入破产甚或产生连锁反应以致引发系统性危机，都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惨痛代价，因而行为的理性化会大大降低未来的这种风险。普通人常常通过既有的思维、认知模式和经验来理解未来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学家和商业高管们甚至会用高深莫测的数量化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精英都很难做出精准的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而精英们在金融或经济危机预测等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已经让他们的傲慢声名扫地[3]。
因此，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一个基本的目标是将当前的多重的极端不确定性降低到适当的程度，从而恢复人们对增长和就业、消费和投资前景的信念，从而更快地走出经济下滑和低迷的困境。但是，大流行的一个重要的非意图后果是在线业务的大幅增长，以及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加速。目前，我国税收分享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行政区划，再辅以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和再分配。
税基方面，笔者认为一个与数字经济的内涵更相适应的生产税种，很可能将不再严格区分制造业、农业与服务业，不再严格区分生产还是销售，不再严格区分总销售值与新增加值，而是以总销售为对象进行征收。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双支柱，其中支柱一引入了价值创造地来重新划分国家间的税收管辖权和利润分配权，支柱二旨在通过引入全球最低税率，为各国税收竞争设定一个底线，以结束长期以来各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而在企业所得税率方面的逐底竞争。未来很可能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分化出专门针对大型平台的特殊所得税，并根据平台的业务量、数据规模、用户数、经营收入等指标，实行累进所得税制。下一步，国际税收改革还涉及到全球气候目标下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问题，这对于正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我国十分重要。
这主要是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从企业为主纵向分化，向上攀升至平台，向下延伸至个体，加之数字经济是高度的知识（技能）的偏好型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偏好如果不加以调整，在时间的累积作用下将逐渐放大，最终酿成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少数人居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而多数人陷入贫困，带来严重的社会分裂问题。由于大型互联网平台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人才密集之地，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但其业务遍布全国、利润来自各地，这对现有区域间税收分享制度提出了调整和改革的要求。
从企业所得税看，数字经济时代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主体除了企业，增加了平台这个新物种，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难于对此进行调节。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税收制度 。纳税人方面，由于个人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协作网络当中，因此人人都是经营主体，个个都是纳税人，个人无需事先注册登记就自动成为经营主体，身份证号自动成为税号，只要发生应税生产经营行为、只要产生收入，相关的纳税义务自动产生。平台越小，税率越低，越趋近于普通的企业所得税。
目前，我国税收征管的基础主要是票据，亦即以票管税。第三，税收区域分享可能的变化方向。一个可预测的趋势是：平台将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共享税收征管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和政府分享在平台上经营的企业的相关数据、共建社会信用系统、对在平台上经营的小微企业、个人履行代行监管与规范之责、代扣代缴税收、进行税法宣传，等等。税收制度作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感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变革的需求不断增强。
2021年7月，137个经济体已就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3年正式实施。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征管将全面转向以数管税，平台在税收征管中的重要性急剧凸显。
第二，两个所得税可能的变化方向。如果不加以妥善应对，很可能成为继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之后，新的区域之间的数字差距。
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其中，还要适时提出中国方案，主动形塑未来国际数字经济新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和地位可能急剧提升，成为最主要的税种和最重要的税收调控工具。平台作为企业的企业，很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共享税收征管权力。数字经济条件下，传统三次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商品和服务高度融合，这使得以环环征收，道道课税的增值税从原理上讲不完全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层面的变化。第四，税收征管可能的变化方向。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消费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而带动了与消费相关的税收、就业等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的重新分配。
在这其中的道理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的泛在性、区域之间的穿透性、巨大的规模性，客观上需要一个大政府、政府之上的政府（全球政府）与之对应，不仅统辖范围大，市场规模大、更重要的是法律法规基本一致，区域之间壁垒最小，最有利于数据流动和数字经济顺畅进行，这一点在国际上不易做到，但却正是我国的体制优势。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45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正在向纵深扩展，任何生产力层面的变化，或迟或早总会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传递到生产关系层面，促使后者做出相应调整。
税率方面，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频次、产出、总量将远远高于工业经济时代，这也为进一步降低税率创造了条件。基于前期研究，笔者试图粗线条勾勒出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制度可能的变革方向，供各方面批评指正。
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主要围绕着企业纳税人这一主体建立，形成了从收入确认、成本扣除、税收征缴到违规处罚等的完整的规则体系，自然人纳税管理内容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和迫切。笔者在对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和欧洲增值税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在解决由数字经济引发的区域收入分配冲突的问题上，我国的单一体制有明显的制度优势，未来这一优势很可能也会在税收分享体制方面有所显现。
第一，流转税可能的变化方向。数字经济时代，各国之间围绕数据的主权问题、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城市群外围较偏远的地方，产业更加偏重在农业和旅游，一些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城市，也可能发展资源型产业。这就需要在中心城区也适当地布局公租房。
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领域，如餐饮、外卖快递、家政服务员和超市的工作人员等等。2.健全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必须要求部分经济功能与行政管辖功能适度分离。
相比之下，都市圈的范围，更多是一个通勤圈的概念。不能因为中心城区地价很贵，所以在中心城区开发商品房，而把公租房都布局在郊区，甚至外围的一些地带。
三是与房子属性挂钩的一些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目前在国家层面，已经非常明确，要让公共服务的提供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
其次，城市群是多中心的，如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几个大城市带动周边发展而来。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城市群最终达到的状态就是，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和农村之间，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向外辐射的城市网络形态。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群之间建设高速公路网和高铁，可以由国家来统一规划，一体化障碍没有那么明显。并且，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相互分工，中心城市更多地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中心城市的消费服务业也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
公共服务的提供，也要逐渐适应常住人口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比如近些年的飞地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这些一体化举措，都需要有制度的跨区衔接。从空间的梯度关系上看，也仍然会呈现出中心城区更加偏向于现代服务业，以及具有规模经济的消费服务业，外围会布局一些制造业，再外围也可能会有农村地区，向中心城市提供生鲜瓜果蔬菜，或生态旅游等产品。
3.人口集聚与公共服务配套 要看到，人口向以中心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集聚，是一个客观规律。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城市群。
